布拉、芳宜 牽手共舞驚嘆號【聯合報╱記者何定照、賴素鈴】
(2007/7/24 聯合報名人對談)
已故舞蹈家羅曼菲生前曾說，排灣族的布拉瑞揚當一個舞者的好，是非常少見的，「他的舞蹈技巧和編舞的能力，勝過於當年廿四歲的林懷民。」
一九九五年，羅曼菲為布拉瑞揚舉辦獨舞首展，舞評說他「能編、能舞、能令人流淚」；同年，紐約，台灣舞者許芳宜在瑪莎葛蘭姆舞團嶄露頭角，西方傳媒說她所詮釋的米蒂亞，「已經超越葛蘭姆當初對角色的想像。」
卅六歲的許芳宜，今年才剛成為最年輕的「國家文藝獎」得主；愛侶布拉瑞揚是備受矚目的新銳編舞家。相戀十六年，不論在生活、感情與舞蹈專業，兩人都是對方的最大支柱及知音。不斷追趕著彼此身影，逐夢向前狂奔。
問：兩人情定一九九一年，談談這段感情如何開始？
許芳宜（以下簡稱芳）：我在國立藝術學院（北藝大前身）舞蹈系大他一屆。我們第一次講話，是他應考那天，老師叫我去跟他說：把頭髮弄乾淨，把臉露出來。那時他耍帥，頭髮太長了。
布拉瑞揚（以下簡稱拉）：我大一時，學長林坤暘編了支《男與女》，由我和芳宜跳雙人舞。我們是相處下來的感情，不是那種「叮咚！」一見鍾情的戀愛。我們有一種學生時期的良性競爭，不但不會影響我們，還促使我們在一起。
芳：他身上有一種一般學生沒有的魅力。我猜他不只是吸引我，也吸引所有的目光。那個魅力是：十個人做一樣的動作，只有一個人會受注意，他就是那個人。現在回想，就覺得布拉是我（在舞蹈夥伴中）挖到的第一個寶。
拉：芳宜也是。不知道是不是有私心啦，你的眼睛會一直跟著她。
問：你們都曾經歷不知道什麼是「舞蹈」的階段？
芳：我從小四開始跳民族舞蹈，只有上台表演時，才會看到不一樣的自己。不過，在那個時代，我不知道舞蹈原來是一種專業，只是單純當作一件很開心的事情去玩。
拉：我十二歲就立志成為林懷民第二。去考左營高中舞蹈班時，還滿有自信，覺得有什麼好怕，我天生就會跳舞；但去考試時，才知道舞蹈不是我想的那樣。
芳：你看這差別多大！我心裡從來沒有一個聲音說：「我就是知道自己會跳舞」。這是我很羨慕他的地方。當帕克斯老師誇我很有跳舞的潛力，我好像整個人醒過來。想學習的欲望很強，好像永遠吃不飽。
問：兩人在學生時代都是焦點，但現在芳宜得到多一點注目，這對布拉會是問題嗎？
拉：不會啊。她的成績不是一般人可以完成的，這是用全世界的標準在看。
芳：其實他比我早受到重視，他一九九五年就舉辦獨舞首展，被視為明日之星。我一九九四年一畢業就到紐約，直到一九九七年回來台灣加入雲門，大家才知道有我這個人。
問：你們一直都很希望對方被看到，即使必須兩地分隔？
拉：一定是。總是希望讓她在最好的地方。
芳：每一次的出關、入關，對我都是很大的掙扎；我很想回來，可是好多雙手都要推我出去。
我不相信遠距戀情，兩人各有一個世界，會有很多困難。我覺得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同一塊土地成長。
拉：後來的變化，不是我要推她，也不是不想跟她在一起。我在一九九八年（獲得亞洲文化協會獎學金）去紐約兩年，有能力的話也想一輩子留下來，那是我最喜歡的城市，我愛死了！只是考量現實，我一定要離開。想想看，那時和自己親密的人蹲在牆角哭，因為生活不下去了，沒有工作，我還能做什麼？
「我的舞蹈和愛情常常相撞」芳：那時是我叫你離開的……
拉：她一個月薪水要養兩個人，紐約物價又高，我覺得自己是拖累。所以我去考了個舞團，一小時十美元。半年後她去看演出，覺得我委屈。她覺得我的才華在那裡沒辦法發揮，既然曼菲老師找我回去雲門舞集二團，有編舞的空間，就回去吧。
芳：那時我會想：是要苦哈哈地一起熬呢，還是讓他有自己的舞台發揮？我決定讓他回去。
你沒法想像我們那時經濟緊繃到什麼地步。我曾經銀行存款只剩卅七元美金，我又很硬、不打電話回家給我爸求救，雖然有附卡，可是我不想刷。所以現實真的…。我不會天方夜譚地說，只要愛情和空氣就可以，我覺得有愛情也一定要有麵包。
拉：二○○二年，我離開雲門，決定去考歐洲的舞團。那時芳宜已是紐約葛蘭姆舞團首席舞者，我在台東和芳宜通電話，我們邊講邊哭，我哥問幹嘛？我說芳宜說她也要去歐洲考，她就是不想分開。
芳：我當時不是撒嬌，是生氣：為什麼你的計畫裡從來沒有我？
拉：可是妳要想清事實，妳的團是紐約最好的團，我沒辦法去，那妳幹嘛？
芳：那時我知道：人很重要，生活是一輩子的事。我在紐約不是沒見過人情冷暖的現實，我知道繁華的背後要付出多少代價。我寧可和我喜歡的人開開心心在一起，再小的舞團沒有關係，只要能一起生活、一起工作，在什麼城市都好。
我真的跑到奧地利去考他的那個舞團了。不過，因為舞團的狀況不如預期，我們兩個月之後又回到紐約。
拉：兩個人一起生活當然很好，可是那不能滿足她；她應該要在一個比較好的位置。
問：芳宜想要愛情，卻又熱愛舞蹈，這兩者好像常常衝突？
拉：我們常講這個，講得都快要哭出來…
芳：我的舞蹈和愛情常常在相撞。要選擇當一個女人？還是當一個舞者？我曾經選擇當一個被愛的女人。
可是越到後來越覺得……不是愛情不重要，但我看待事情的態度更成熟了。或許也因為現在漸漸學習安全感必須從自己建立，心裡踏實，還是有很多其他的事要完成。
問：你們是情侶，又是工作夥伴，怎麼定位兩人的關係？
芳：我上台的時候，很希望有人在台下見證這一切，布拉應該是看過我最多舞的人。我很希望布拉能成為我的另一個眼睛，讓最親近的人看出我的問題。
拉：芳宜是目前最能詮釋我的作品的舞者。我的表達能力不是很好，很多舞者都不大聽得懂我要幹嘛；芳宜能很快抓到我要什麼，因為我們一起生活，瞭解我所感動的事。
芳：他有時會半夜把我叫起來，講完他的想法之後，隔天就把舞排出來。如果不是生活得這麼密切、有這種默契，就很難做到。
二○○二年我們創辦「拉芳」的第一件作品《單人房》，一開始是情緒、感覺，發展成桌上、桌下的關係，那分隔線是黑夜、白天？或是一條赤道線？我們很多作品是這樣發展出來的。
拉：一開始是想講愛情故事，講我們兩個人。對我來說，不需要用麥克風說出我要表達的，觀眾的反應更吸引我。
芳：我相信一件作品夠好，就會在舞台上被看到。包裝過度，反而會削減作品本身的深度和厚度。
表演者的身體是有限的，但創作的頭腦和思考、發想可以非常長遠。我一直覺得他的潛力有目共睹，他腦中的許多畫面，是別人沒有的。現在雖然很多人把目光放在我身上，但我覺得將來的十年，會被看到的，絕對是他那個位置。
從不想當原住民，到改名布拉…問：布拉刻畫原住民困境、雛妓的舞作《肉身彌撒》曾經感動許多人。不過，布拉面對原住民的身分認同問題，有過一番轉折？
拉：以前在山上（台東縣金峰鄉）時，沒想過這個問題；進高中後，覺得這個顏色好像不大對，口音也不對，開始對原住民的身分很敏感，開始很努力地不要當原住民。
一直到我大四升大五要編舞，思考自己的創作來源，才開始去想我是誰、想自己的文化。所以，一九九五年，把名字從郭俊明改為布拉瑞揚。有一段時間，我非常敏感……
芳：（低聲）我非常討厭他這樣。有一段時間，我拒絕談種族的問題，因為他的過度不認同和過度認同，都會帶給我很大的壓力。很多時候，在原住民身分討論裡，我就變成「平地人代表」，他變成「原住民代表」（布：可是我不是這樣啊）。
他改名時我不在台灣，等我回來，大家都叫他布拉瑞揚，我完全不知道那是誰，心裡很不舒服（布：她拒絕叫我布拉）因為你都不跟我商量……
拉：因為我的親身經歷太沉重。原住民是次等國民。高中時，我講話，同學覺得好笑，叫我再講一次，我搞不清楚，就再講一次，大家哈哈笑，我完全在狀況外。
芳：但這種次等、不被認同的感覺，所有身在國外的人，都會經歷過。即使別人覺得你次等，如果你的實力是最優等的……
拉：沒有一個小孩會說他不要當原住民，可是當他碰到那些狀況，就會……。我後來回想，覺得自己浪費了七年（說不想當原住民）。後來我出了國，才知道種族問題是全世界的問題。
芳：當時對我來說，布拉是好遙遠的距離（拉：她到現在只在眾人面前叫我布拉），根本是另外一個人，是製造出來的風雲人物，跟我一點都不貼切。我從大學起，就叫他郭俊明。
問：為什麼布拉的舞作常常很憂鬱？
拉：打從我第一個作品《死亡花朵》，就是這樣。那時我才廿二歲，後來的《無言》、《百合》也都如此，大家覺得不像是那個年紀的作品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。
芳：他以前很常哭耶，好像在演電影。
拉：我看個電影也（做哭狀）。
我近五、六年已經沒有這麼常哭。其實我會害怕自己的直覺和感官跑去哪裡？我覺得這是成長，我的改變是好的。我的靈感來自生活，生活中有太多素材了。
芳：也有可能這個直覺和感官的改變，是從年輕轉換到比較成熟的表現。
問：你們兩人都幾乎是曼菲老師帶出來的，對於「讓年輕人被看見」有什麼想法？
芳：在到巴瑞辛尼可夫舞蹈中心駐村前，我舉行記者會，就是希望被邀請的每一位舞者都能讓人認識。國外的平台也非常重要，通常亞洲被邀請的只有一個，但我運用自己的資源帶其他人過去，這樣被看見的就不只是我一個人，而是我們五個人都能被看見。
拉：拉芳La Fa，沒有「舞團」兩字。原因是我們和誰合作時，就變成拉芳plus誰，例如拉芳＆李建常。
問：為什麼你們一定要成立自己舞團？
芳：我覺得這是我該做、非常想做的事，心裡有種「此時不做待何時」的感覺，也許以後再也不會有這種憧憬。
拉：我是因為她想做。芳宜有想法，又有執行能力。
芳：如果這個平台做起來了，其他的舞者就能上來，這也是我們的目標，希望發現更多優秀的表演者。雖然不知道結果，但我們在嘗試。不要空想，做了才算數！
寧捨大團光環 心繫台灣小舞者
此刻，編舞家布拉瑞揚和舞者許芳宜在紐約。回到紐約的第一個星期天卻是洗衣天，早上六點兩人帶著排練穿過的衣服上自助洗衣店；流過汗的衣服很臭，早起的晨光很美。那是許芳宜一直夢想和布拉在同一個城市共度的「踏實的生活」。
多年來，許芳宜在紐約總是一個人單打獨鬥；這一回，她不但有愛侶布拉同行，還有「拉芳」舞團的夥伴，一起打造巴瑞辛尼可夫舞蹈中心的駐村作品。這個全新的開始，讓他們馬力全開。
布拉瑞揚是台東排灣族的貴族，鄉長的兒子；許芳宜是宜蘭藥局老闆的女兒。曾經，布拉瑞揚立志要當「林懷民第二」；曾經，許芳宜被西方傳媒視為「瑪莎葛蘭姆的傳人」。但當他們的舞蹈視野越來越大，兩個人清楚知道，他們得走出大團光環，踏出自己的舞步。
即使許芳宜已是國際知名的舞蹈家，布拉作為受矚目的編舞家，在這樣的成績之下，原以為兩人的舞蹈之路已獲得家人認同，但兩人都搖頭。
布拉曾經違背排灣貴族父親要他當警察、成為部落勇士的期待。至今家人仍要他去考高普考，「當公務員或老師，都行」，都比跳舞有保障。許芳宜說，父母希望她申請專職教師，因為他們心中「當老師是全世界最好的職業」，不像跳舞無法升遷、無法長久。
布拉說他能理解，「爸爸媽媽永遠看你像小孩，希望你安定，不要那麼辛苦」。許芳宜說她是一個踏實的人，日子真的過不下去，「我不會坐在這裡，我是會去麥當勞打工的人，我不怕丟臉，不管我拿過總統獎什麼的」。
這是得過五等景星勳章和國家文藝獎舞蹈明星的心底告白。在台灣的藝術環境裡，要往理想走去，個人得付上怎樣的代價？
一切只是為了能繼續跳舞。沒辦法一起生活時，他們在不同的城市跳舞；有機會能共創平台時，他們廿四小時跳舞。
要成就對方的夢想，唯有彼此。他們在二○○二年成立「拉芳」，為未來預做準備；今年夏天，終於能全力推動「拉芳」成為年輕舞者與國際接軌的平台。
不過，專業舞者這條路的艱苦，並不只是不止息的排練、不斷挑戰自我極限，留下全身是傷與各種瘀青，也不只是許芳宜感歎，舞蹈機會總是與她的愛情相撞。為了圓夢，他們在現實中做了種種妥協，也始終不放棄朝向最嚮往的光奔去。
有一天，沒辦法跳舞了呢？許芳宜說，他們現在所有的累積，就為了將來有足夠的能力和資源和他人分享，也培養舞蹈的下一代，「也許最後我們的舞台，會是在最基礎的教育。」
(引自:
http://mag.udn.com/mag/people/itempage.jsp?f_SUB_ID=258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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